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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史話】新中國成立前夕,民革做了哪些軍事策反活動?
 時間:2019年05月06日10:43:28 來源:中央統戰部網站 編輯:胡娜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曾充分利用與國民黨軍事人員關系密切的獨特優勢,積極從事軍事策反工作,讓國民黨軍隊官兵棄暗投明,為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

    民革成立前的軍事策反小組

    早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就曾與國民黨民主派人士李濟深、蔡廷鍇等人商討,如何利用統戰關系策動國民黨軍隊官兵起義問題。1946年春,全面內戰尚未爆發,李濟深等人就首次提出了反蔣軍事策動(簡稱策反)工作,并公推馮玉祥為組長,李濟深、黃炎培、梁漱溟、劉文輝、龍云等五人為組員,成立了第一個軍事策反小組。隨后,馮玉祥決定由朱蘊山、陳銘樞、余心清、李一平等去進行各方面的聯系工作。

    李濟深、馮玉祥、王葆真三人于1946年6月初在南京共同簽下的約言,以表達他們誓將爭取民主政治的斗爭進行到底的決心。

    1946年下半年,馮玉祥赴美“考察水利”后,國內反蔣軍事策動工作交由李濟深領導,西南各省由龍云負責,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負責,朱蘊山駐滬負責各方面的聯絡工作。這是第二個軍事策反小組,組長李濟深,組員馮玉祥、劉文輝、龍云、陳銘樞、余心清、朱蘊山、王葆真等。這一舉動得到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董必武秘密給了李濟深700萬元活動經費。李濟深交給王葆真600萬元、余心清100萬元,讓他們到北方去進行策反活動。

    當時,李濟深曾打算親自去北方,策動一些國民黨軍隊起來反對內戰。但由于其目標太大,行動不便,不得已只好放棄了這一設想。

    民革成立后的秘密軍事小組

    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后,更加緊了軍事策反工作。李濟深作為民革中央主席,認為策反工作的開展是促進民革的成立,并且不陷于民主派小圈子里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民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李濟深


    因此,在1月4日召開的民革第二次中央執、監委全體會議上秘密成立了軍事小組。組長由李濟深兼任,成員有馮玉祥、龍云、蔡廷鍇、譚平山、楊杰、王葆真、朱蘊山、梅龔彬等。當時,李濟深認為軍事小組不宜見諸文字,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

    軍事小組成立后,隨即制定了軍事工作要點,并授權李濟深設立秘密機構,與中共華南局、中原局等取得聯系,配合進行軍事策反工作,同時為中共積極搜集軍事情報。

    軍事小組的策反工作是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民革中有人要求及時通報這方面的情況,以免產生誤會。但李濟深不同意,他說:“迄今為止,我們的軍事小組不僅對外保密,對內也不是每個同志都知道,我們沒有公開過。策反工作,牽涉對方之安全,更應絕對保密。有的甚至只我一個人知道,不便告訴別人……”

    李濟深將軍事策反作為民革的一項重點工作,不但親自抓,而且抓得很緊。對此,民革內部有人提出:“當前應把工作重點放在與共產黨合作,迅速達成協議,召開新政協和組織聯合政府上來。策反工作固然重要,可責成軍事小組的同志去做,不必事必躬親,分散精力。”

    李濟深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軍事策反工作是推翻蔣介石政權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促進新政協召開、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必須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民革在軍事策反中“可以發揮特殊作用,這是我們民革與共產黨合作不可推卸的責任”。“民革不在策反方面做出成績,將何以交代新政協?何以交代聯合政府?”

    民革的公開策反宣傳工作

    為推動國民黨軍隊官兵和黨政官員棄暗投明,民革進行了大量的公開策反宣傳。

    1948年1月,民革中央發表《告本黨同志書》,指出:“目前全國人民對蔣氏反動勢力已無妥協余地,本黨同志允宜率先起義,所鏟除此一窮兇極惡政權之前鋒自任,為天下倡,庶幾稍贖罪愆,以謝國人。”

    同年9月,民革中央又發表《告國民黨將士書》,號召“黃埔同學及其它屬于國民黨的軍人”,“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國民黨的生存,甚至為了自己的出路”,“都應該毫不猶豫地脫離蔣政府,到革命委員會來,和人民解放軍并肩作戰!”“順人民者昌,逆人民者亡”。“跟蔣政府走則身敗名裂,跟人民走則建功立業,何去何從,寧待考慮!”

    同年11月,民革中央又發表《告蔣管區本黨同志書》,號召蔣管區“本黨忠貞同志,革命的三民主義信徒”,“應該立刻站起來,立刻行動起來,不許猶豫,不許徘徊瞻顧矣”。“在軍隊方面的工作同志,無論在前線在后方,應即刻效法吳化文、曾澤生、周福成諸將領作軍事起義。在政治方面的工作同志,尤其是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應當號召民眾,組織民眾,作政治起義”。總之,本黨同志應“把握住自己崗位,隨時隨地,做徹底反蔣的工作”。

    1949年6月,民革中央又發表《告前南京國民黨系統黨員書》,指出:“國民黨黨員們,從是非來說,你們不應該附從背叛人民,背叛孫中山先生的蔣介石集團。從利害上說,你們也不應該跟著立即滅亡的蔣介石反動集團走進墳墓。”“因此,你們的出路只有一條,投到人民的隊伍來,投到民主革命的陣營來,在消滅蔣介石反動集團的殘余這一工作上盡你們的能力。”

    這些策反宣傳,在國民黨黨政軍各系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引起了蔣介石集團的恐慌,加速了國民黨政權的崩潰。

    李濟深的秘密策反行動

    民革不但重視公開的策反宣傳,更重視秘密的策反行動。在這方面,李濟深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為了進行策反,李濟深曾親自向國民黨實力派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程潛等人寫信,派人設法轉交,敦促他們認清形勢,轉變立場,反對內戰,舉行反蔣起義或暫時保存實力,不再為蔣介石賣命,給自己留下一條后路。

    民革成立后不久,李濟深即去函勸告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人,希望他們當機立斷,與美蔣決裂,向人民靠攏,才是唯一出路。當時,李濟深在給其舊部黃旭初的信中寫道:“解放軍仁者無敵,得民者昌,大勢如此,抗拒無益,只能生靈涂炭,不如從中起義,桂省可不抗而定,既能立功,又可免戰禍,地方亦不至糜爛”。

    1948年5月,李濟深給閻錫山寫了一封親筆信,指出:“今蔣公之頹勢已成,縱可茍延負隅”,“戰亂必蔓延無已”,“而太原方面不及百里,必首蒙其禍”。因此,望兄起來反對內戰,“倘能登高一呼,則響應者不知凡幾,全國局面定可改觀”。

    同年12月,李濟深又給白崇禧寫信,指出:“革命進展至此,似不應再有所徘徊觀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望站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立場,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反獨裁、反戡亂主張,贊成開新政協會議,組織聯合政府”。

    同年底,何應欽派代表陳又新來香港,面見李濟深,稱“不愿再幫蔣工作”。李濟深表示:“如能適時聯合反蔣的同志反正起義,立功贖罪,將來不獨可免為戰犯,還可以參加新政協。若此著做不到亦應及早罷手,不要再做幫兇。”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和民革策反活動的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認識到,蔣介石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因此,有的本人來香港,有的派代表來香港,都與民革秘密聯系,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

    李濟深雖然工作很忙,但對來者都親自接見。當時,“個別接談的人數就非常之多,國民黨中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與陳誠以外,幾乎沒有人沒到香港作過聯系。”為此,李濟深以“瓦解蔣軍工作為重,現在形勢所趨,國民黨將領紛紛與他聯系之際,他正期待有所作為”而推遲了去解放區的日期。

    李濟深的軍事策反部署

    與此同時,李濟深還從香港陸續派出許多民革成員,帶著自己的親筆信返回內地,秘密聯絡在國統區的老朋友、老同事和老部下,委托他們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策反工作。

    李濟深曾根據朱蘊山的建議,在華中方面暫時設立軍事行動小組,加強對華中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軍的南進。在華東方面,王葆真被指派為京滬一帶軍事特派員,負責南京和上海地區的軍事策反工作。

    在云南方面,李濟深曾派吳信達去策動盧漢起義,欲把云南作為反蔣根據地。后來,龍云到達香港后,李濟深又委托龍云做盧漢工作。為此,龍云先后派出龔自知、安恩博、盧志遠等前去活動舊部,并直接與盧漢聯系,積極推動云南起義。

    在川康方面,李濟深曾給劉文輝和楊杰送信,任命劉文輝為民革川康分會主任委員,楊杰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民革總負責人,要他們建立民革地方組織,開展反蔣軍事活動。劉文輝派人到川西、川南、川北爭取地方武裝和保安隊,組織民革武裝,“使國民黨反動派為之震動”。

    此外,民革還在廣東組織了一批地方武裝,進行游擊斗爭;還在香港開辦了游擊訓練班,為游擊隊培養骨干力量。在湘桂交界地區,在閩浙沿海地區,民革也組織過反蔣武裝活動。這些地方武裝多與中共地下組織及中共領導的游擊隊取得聯系,互相策應,開展反蔣斗爭。

    民革的軍事策反成效

    經過不懈努力,民革的軍事策反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為推動許多國民黨軍官率部起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8年9月濟南戰役時,民革配合中共地下黨組織共同策動了擔任國民黨濟南西線指揮官的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部三個旅共兩萬余人舉行戰場起義,打亂了蔣介石的軍事部署,使人民解放軍迅速奪取了濟南。

    1949年5月,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9兵團司令官張軫率部兩萬多人在武漢附近的金口地區舉行起義,使武漢三鎮順利獲得解放。在此過程中,民革成員王葆真、李世璋及湖北地方組織配合中共進行了大量工作。

    同年8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第1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在長沙宣布起義,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當時,具體負責策動這次起義活動的就是曾在北伐戰爭期間擔任程潛第六軍政治部秘書的民革成員李世璋。

    同年12月,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聯名在四川彭縣宣布起義。其中,作為民革川康分會負責人的劉文輝自然功不可沒。隨后,劉文輝又推動川鄂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起義;接著,又促成了國民黨第15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率部起義。

    與此同時,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在昆明率部起義,實現了云南省的和平解放。為此,民革領導人李濟深、龍云、楊杰等皆做了大量的策動工作。

    在民革組織和領導的地方武裝中,勢力較強、規模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衛軍”。1948年初,民革中央即派吳信達回云南與楊杰、萬保邦等籌組反蔣武裝事宜。1949年1月,在云南蒙自成立了“人民自衛軍指揮部”,共有兵力約八千人。同年2月,人民自衛軍發動了攻打蒙自縣城的武裝起義,但由于舉事倉促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起義失敗。此后,人民自衛軍分成小股轉入地下打游擊,后來編入了中共滇桂邊區縱隊。

    為軍事策反犧牲的民革成員

    民革在參加民主革命、從事軍事活動的斗爭中,不少成員出生入死、英勇頑強,為革命的勝利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值得我們銘記。

    1949年2月,在上海、南京從事民革地下工作和軍事策反活動的王葆真、孟士衡等15位民革成員被反動當局逮捕。其中,民革南京籌委會主委孟士衡、宣傳委員吳士文和工作人員肖儉奎在5月9日被國民黨湯恩伯部槍殺。

    1949年5月,民革在川南地區負責聯絡地方武裝的李宗煌,正準備發動武裝起義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于重慶解放前夕被軍統特務殺害于渣滓洞集中營。

    民革中央執委、湖北民革負責人之一的曹天鐸,于1948年春奉李濟深之命,持李的親筆信到湖北麻城策動白崇禧部張淦兵團起義,遭到逮捕被押送南京,后來下落不明。

    民革中央執委、西南地區負責人楊杰,為民革的軍事策反活動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9月9日,楊杰由昆明轉道香港,準備赴北平出席新政協之際,9月19日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于香港寓所。

    據1949年10月的不完全統計,民革因從事地下工作和軍事活動而犧牲的成員共32人,他們與共產黨人的鮮血流在了一起,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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